新华社成都8月16日电（记者田光雨、曹祎铭）成都世运会期间，本地人罗霄和彭宇买了团队飞盘项目全部10个场次的比赛门票，每天结伴坐一个多小时地铁，跨越城市，到成都体育大学三岔湖校区观看比赛。

  她们是2022年走上飞盘场千千万万人中的两个人。那一年，仿佛一夜之间，飞盘火遍大街小巷，成为都市年轻人的社交密码。但此后不到一年，社交平台上飞盘的热度骤然消退。

  这项曾经的“网红”运动其实早在2001年就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加入世界运动会。此次成都世运会中国团队飞盘队的亮相，让飞盘运动重归大众视野。当热潮消退，飞盘还能再飞一会吗？

退潮之后

  在疫情下的特殊时期，户外进行的飞盘满足了年轻人社交娱乐的需求，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助推这个小众运动成为年轻群体的运动“顶流”。在《2022年轻人新潮运动报告》中，飞盘高居榜首，近六成人渴望通过飞盘结交新朋友。

  但不过一年，2023年，罗霄就发现加入活动的新人越来越少，“每次去现场一看，都是熟人。”她和彭宇成了留下的人。

  随着人员固定，她们所在俱乐部的训练更加成体系，赛事成为维系留存爱好者的重要黏合剂。

  场外，飞盘搭子延伸成为生活搭子。罗霄和彭宇与俱乐部的“盘友”经常一起聚餐、看比赛——飞盘的社交属性没有减弱，而是从生人社交转向了熟人社交。

  而周安琪不但留了下来，还成为了国内最顶尖的女子选手。她曾是北京大学跳高特长生，毕业后在上海一家运动品牌公司工作。拥有绝佳运动能力的她一上手便对飞盘运动着迷，很快加入了当地竞技水平最高的沪蛙俱乐部，接受较为系统的团队飞盘训练，并在前年通过选拔进入国家队。

  周安琪努力在工作与训练间保持平衡，平时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参加训练和比赛，遇到集训她只能向公司请长假，然后在训练间隙线上完成一些工作。

  公司的支持让她心怀感激：“必须要感谢我的老板，给了假期让我参加国家队集训和世运会比赛，这份理解也是我坚持的动力。”

  同样坚守的还有吴宇翔。曾是一名体育老师的他在2022年“下海”开办了一家飞盘公司，彼时飞盘市场飞速发展，相关公司和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  创业不到一年，飞盘参与人数骤减，超80%俱乐部解散，利润率萎缩九成以上。“有半年时间没什么收入，一直在亏钱，感觉要做不下去了。”吴宇翔说。

  困境倒逼破局。他积极联系政府、学校，把青少年普及作为突破口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吴宇翔的飞盘课程已经进入成都30所学校，感兴趣的孩子还会继续报名校外培训课程。俱乐部有了收入基本盘，运营重新走上了正轨。

  让他高兴的是，世运会前成都打听、参与飞盘活动的人又多了起来。“与之前跟风的一窝蜂涌入不同，现在加入的人会把飞盘当做一项认真的运动。”吴宇翔说。

  热潮消退后，那些沉淀下来的爱好者，支撑中国飞盘走得更远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飞盘运动注册协会超过100家，飞盘社群和俱乐部超过900个，覆盖近200个城市，其中高校飞盘社团年均增长率超过40%。

让飞盘飞

  与众多对抗激烈的团队项目相比，团队飞盘禁止身体接触的规则极大拉近了男女竞技差距，尤为适合男女混合组队。本届世运会团队飞盘项目仅设男女混合一个小项。

  飞盘最初吸引周安琪的原因就是打破性别壁垒，“在同一片场地共享、争夺一片飞盘，真的太酷了。”

  彭宇也将男女搭配的运动氛围看作飞盘的独特吸引力，“都是男生玩的项目难免有点火气，玩飞盘的话我们女生会帮着男生把火气压一压。即便是比赛中，双方也都是一个比较和谐的氛围。”

  团队飞盘的魅力还源自其另一特质——自我裁决。比赛没有裁判，场上所有争议由双方运动员协商解决，承认不利于己方的事实才被认为是飞盘精神的实践。

  “飞盘玩家为什么关系那么好，因为飞盘带给他们的不只是运动、不只是输赢，还是一种友好的关系、一种合作的友谊。”吴宇翔说。

  成都世运会中国队与日本队比赛结束后，进行了一个团队飞盘项目特有的仪式：两队队员间隔站立，肩搭肩围成一个圈，分享比赛感受。

  “这个仪式叫‘Spirit Circle’（精神圈），主要是互相表达对对手的欣赏与肯定，同时也在飞盘精神层面互相指出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最后我们感谢日本队来到中国跟我们交流。”周安琪向记者介绍。

  用内化自律取代裁判约束，是飞盘精神为“更团结”写下的另一种注脚。可惜的是，自我裁决的比赛形式也成为飞盘“入奥”的最大障碍。争金夺银的奥运赛场上，飞盘精神的“初心”能否战胜“胜负心”，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  周安琪盼望团队飞盘项目早日站上更大的舞台，“如果飞盘需要改变才能‘入奥’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加入裁判的，但全世界裁判要有执裁尺度一致性。入奥是第一步，关键是要让更多人了解飞盘精神，感受飞盘的魅力。”